抗战中的马鸿逵

2016/04/2117:31:16 发表评论 4,708

一、日寇策反马鸿逵的阴谋的破灭

日寇筹建“回回国”的破灭

日本侵略中国,一方面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阴谋,建立傀儡政权,以实现灭亡全中国的阴谋。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帝国”。“七七”事变后,日寇又操纵产生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从此,内蒙古除伊克昭盟外,尽为日寇所侵占,同时对未沦陷区的蒙古地区更加紧进行挑拨离间与政治阴谋活动。宁夏与内蒙古西端毗邻,日本占领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后,下一步企图在甘肃、青海、宁夏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筹建伪“回回国”。阴谋拉拢马鸿逵投靠日军,拥护“满洲国”,以实现在宁夏一带先行建立伪“回回国”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人将回教工作视为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前后派遣特务到回族聚居区“工作”。早在民国三年(1914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为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活动。同年日人川村乙麻假借皈依伊斯兰教之名,在宁夏搞宣传分裂活动,被马福祥将军发现后逮送至张家口日领署。“七七”事变后,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日寇特务机关活动。

绥蒙东部被日军控制后,日本逐渐向西渗透,企图占领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以形成对宁夏牵制之势,实现在西北建立伪“回回国”的阴谋。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位于贺兰山以西,孤悬塞外,地域辽阔。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距宁夏省城120公里,虽有贺兰山横隔中间,但汽车仍可通行。而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东庙,距宁夏省城600余公里,砂碛荒漠,交通极为不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派遣特务潜入两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派遣汽车、驼队运送物资。1935年,日军在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辟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通航。之后,日本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四五十人由百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日本特务到宁夏后,暗中拉拢马鸿逵,并施加压力,要马投靠日军,因当时国民党中央抗日决心还没形成,所以马鸿逵采取既不反日,也不降日的态度,静观时局变化。

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郞中将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板垣以伪满洲国溥仪的名义和阿旗达王取得联系,并强调伪满洲与达王的亲戚关系。达理札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因而达理札雅为日特务机关提供一切方便条件。马鸿逵曾派其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交涉,叶森坚持要板垣离开阿左旗,遭蛮横拒绝。

银川城内拒日特

1936年中秋节,有四个日本特务搭车来到宁夏省城,日本人刚下车,开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就被人开枪打死,随后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张贴出布告,大意是剪除汉奸。两名司乘人员被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银川的街巷。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又下令公路局不许卖票给日本人,车上也不准搭载日本人,违者以汉奸罪处以死刑。这样一来,银川城内,没有一个人敢再去理会这4名日本特务。马鸿逵下令银川饭店只供四名日本人住宿,不供膳食。眼见形势如此不利,四名日本特务只好尽快离境,返回定远营。

“看管”旗王达理札雅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活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西北地区停止了内部军事行动。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此时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更加猖狂,马鸿逵认为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1938年2月,马鸿逵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强行把旗王达理札雅“请”到银川,看管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旗。

“现代班超”王德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军魔爪已伸向绥远、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妄图从满洲、绥远、宁夏、甘肃到四川,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从而打通日、德国际路线,控制中国北方,达到侵占全中国的目的。

抗战期间,曾任甘肃省防空司令部少将参谋的叶建军参与调查过日本间谍案,据其介绍,日本在额济纳旗东庙的间谍据点由江崎寿夫少将担任机关长,此人熟读中国典籍,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他率领特工人员到东庙后,用财物开道,拉拢地方头面人物。

额济纳旗蒙古族头领图王和塔王在日本间谍的威胁利诱下,处处袒护纵容,使日本间谍机关不断扩大和完善。到1937年,东庙已有日本间谍十余人,汉奸50余人,手枪、步枪200余支,汽车3辆,无线电台2部,间谍机关确立了固定的物资运输线,不断运输补充生活军用物资。

日本间谍还以东庙为基地,在宁夏银川和甘肃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大肆活动,甚至公然穿着军服到处进行调查和地质测量,绘制地图,气焰十分嚣张。

南京国民政府获悉日本间谍活动的消息后,首先派遣驻二里子河(属额济纳旗管)汽车站工作组专员王德淦前往调查。王德淦一人秘密深入东庙地区,面对间谍、汉奸的威胁和当地头人的排斥,在环境险恶的条件下,他不畏强敌,同日本间谍、汉奸巧妙周旋。

1936年12月底,他在摸清情况后,与当地人雷德唐兀特等经过周密计划后,由雷德唐兀特以找朋友为借口潜入日军存放弹药的庙内,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引爆了日军弹药库,一举炸毁了日本军队设在赛日川吉庙的全部军需仓库,使日本军国主义吞食中国西北的基地顷刻间化为灰烬,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这一义举曾震动全国,王德淦被范长江誉为“现代班超”式的英雄人物。

安定门外斩日寇

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电令马鸿逵取缔日本间谍机关,驱逐日本间谍离境,后因发生“西安事变”未能成行。

1937年春,马鸿逵命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再次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间谍机关。李翰园是甘肃临夏人,早年在北京求学,思想进步,多次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

1937年7月7日,李翰园抵达东庙,他拜访了当地首领图王和塔王,说明了来意,对二位头人晓以民族大义,请他们协助将当地日本间谍彻底肃清。二位头人见李翰园此次来势凶猛,态度坚决,小股人马之后尚有马步康旅大部队作后盾,便向李翰园陈述了自身的难处和日本间谍给广大牧民造成的痛苦灾难,答应协助李翰园取缔日特机关,并可转告间谍头子江崎寿夫前来面见李翰园。

当天夜里,江崎寿夫带领秘书大西俊三和一名日籍司机乘汽车来到李翰园处。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江崎寿夫答应让秘书乘车接回6名日籍特务,回来后被李翰园解除了武装,连同先期捕获的松本平八郎,全部逮捕关押。第二天,李翰园率人马由江崎寿夫等人带路,搜查了东庙日本间谍机关及红柳窝仓库,并逮捕了5名主要汉奸。至此,东庙特务机关被全部肃清。

7月9日,李翰园率队押着日本间谍和缴获的大批罪证从东庙启程返回。在二里子河站,李翰园接到宁夏来电,称另一队日本间谍押着满载航空汽油的驼队从宁夏的定远营、古鲁乃去安西。李翰园立即于7月12日乘汽车沿绥(远)新(疆)公路于7月16日到达酒泉,火速派人前往古鲁乃堵截,将横田机关长等3名日籍间谍悉数逮捕归案。原来这个特务机关是奉命在安西建立航空联络站的。李翰园率队押解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在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护送下于1937年9月2日抵达兰州。

日本间谍和汉奸被押抵兰州后,江崎寿夫等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在兰州很快被审判。经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将18名日本间谍和汉奸全部处决。失魂落魄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卖国贼提出行刑时不要用大刀杀头。然而,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和汉奸卖国贼的恶行早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

9月14日凌晨,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被宪兵队押往兰州安定门外刑场,巡官李培武为执行手。经监斩官员宣布判决,验明正身后,李巡官咕嘟嘟喝下一碗烈酒,“啪”的一声摔碎酒碗,来到跪受死刑的犯人跟前,怒吼一声,只见刀起头落,一眨眼的工夫,日本间谍、汉奸了结了性命。

日寇诱降马鸿逵遭拒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没有中止对马鸿逵的拉拢,他们对马鸿逵仍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他们清楚,如果马鸿逵一旦投日,则西北地区其他几位回族军政界要员就会很容易攻破,到时,日本可顺利占领西北地区大片领土。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绥远,到处物色与马鸿逵有关系的回族人物,企图通过他们使马鸿逵屈服日军。当时被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选中二人,一是马鸿逵胞弟马鸿炳;另一位是与马鸿逵父子关系较密切的蒋辉若。

绥、包沦陷后,日本特务找到马鸿炳,照顾其生活,并邀其出任伪职。此事后被蒋介石侦悉,电令马鸿逵“最好把令弟从北平叫回宁夏”。不足一月,马鸿炳随经商驼队回到宁夏。

蒋辉若,又名蒋文焕,为甘肃临夏八坊回族,初为回商,在包头设立护路保商队,保护运输皮货商人,与马鸿逵父子交情较深,后拉队伍入马福祥部,1920年马福祥任绥远都统后,曾任马福祥部混成旅旅长,驻归绥。1923年1月6日,授陆军少将衔。1925年任西北骑兵第二师第九旅旅长。1937年10月,日寇侵占包头后投靠日本。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队”,任伪回军总司令,并任“西北保商督办公署”督办,驻包头。配合日军,积极做向西进兵之准备。1938年初,日本关东军方面在“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设“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会址设在绥远省城东寺巷口,而该会会长职务一直虚悬,日方声称至少须一回教有力军事领袖始可担任会长职务,这分明在向马鸿逵暗示,但为马鸿逵所拒绝。

日本人见马鸿逵对他们的拉拢利诱无动于衷,1938年底,又特色了一个回族阿訇,来宁夏做说客,要马鸿逵拥护满洲国,但此人刚到包头,就被马鸿逵阻止。

日寇轰炸宁夏

之后,日军向宁夏省城空投满洲国信袋、宣传单,劝马鸿逵投降合作,也没奏效。两个月后,日军见没有动静,派8架飞机轰炸宁夏省城,以示威胁。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再次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前往会谈。马鸿逵派党部书记长周百隍前去会谈,板垣很不高兴,问周何以马鸿逵不来见他,并且说马家是清室历代忠良,现在满清帝国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该继续为清室效力。周代表说:“在现时敌对情况下,马主席怎能来见你,你们无故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同胞。八国联军时,你们出兵最多,马家人员很多在北平正阳门上被你们日军杀死。如今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可见日本关东军为拉拢马鸿逵的确费了一番心机。日军劝降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板垣颓然返回,之后日军恼羞成怒,派飞机四十余架轰炸宁夏省城,也标志着日军策反马鸿逵的阴谋宣告破产。

二、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开始时马鸿逵对事态的发展不甚明了,持观望态度。张学良曾邀请马鸿逵赴西安共商国事,但马鸿逵未敢前往。而驻宁国民党中央军已在暗中部署兵力,监视马鸿逵的行动,一旦马鸿逵有响应张、杨的行动,即以武力解决马家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专程到宁夏会见马鸿逵,观察其动静。马鸿逵也深知其意,痛哭流涕,向关麟征保证,宁夏数万之众誓与中央保持一致,反对张、杨。到12月14日,端纳、宋美龄、宋子文相继飞陕,与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同时,何应钦已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陕洛,和平解决事变的趋势已见端倪,马鸿逵决定明确支持中央。便于12月16日倒填日期,发表通电,声讨张、杨,支持中央,主张讨伐张杨。又致电张学良,“责令”他护送蒋回南京。

12月25日,蒋介石回到南京,马鸿逵立刻命令省会军民开会游行庆祝。1937年2月,蒋介石因马鸿逵拥护中央有功,遂以陆军第168师的番号调换了第七师的番号,另给马鸿逵增编一个独立旅。马鸿逵即以马全良为独立旅旅长;卢忠良、马英才和他的二儿子马敦静,分任第168师第一、二、三旅旅长;以马光宗、马义忠为骑兵第一、二旅旅长;另编两个警备旅,以马宝琳、马得贵分任旅长;并以他的大儿子马敦厚为特务团团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时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日给有关部队下命令停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马鸿逵部的进攻。命令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等部之进攻,并将蒋介石已承认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开放人民自由等条件写信告诉他们,并设法派代表见他们首长表示友爱,并称已奉军委命令停止对他们的任何攻击,请他们亦勿有攻击行动。”

但是,马鸿逵虽然停止了对陕北的攻击,仍以步骑兵分成两线,南起海原之兴仁堡,北至鄂托克旗新召两千里内,对陕北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

三、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占了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一带。日军侵占包头后,在傅作义绥远游击军的阻击下,才停止西侵。

当时,新疆的盛世才为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寻找支持,苏联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运入中原。西北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渐坚定。

《宁夏通史》中就马鸿逵集团抗日的态度说:“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全部抗日运动高涨,马鸿逵集团抗日态度逐步坚定。这固然与国民党政策转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有力地影响了西北的抗日形势。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与马家军的敌对关系结束,并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联系。共产党驻兰代表谢觉哉、彭加伦等多次与马部人员交往,一些进步的知名人士,如范长江、黄炎培等也与马家军接触,促使他们明了国内大势,积极抗日。1937年底,中共向新疆督办盛世才提出三点建议:‘一、敌方自包头进兵宁夏,压迫马家军,盛宜为马后盾;二、盛宜介绍苏联为马之后盾;三,共产党与马之间宜为调解。’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从抗日要求出发,支持马家军,这对诸马是有利的。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密迩相邻,边区作为坚强的抗日基地,对马家军起着制约作用。马家军抵抗日本侵略者,能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这不仅符合宁夏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马家统治;如果步蒙古德王后尘,必然遭到八路军和陕甘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其统治难免灭亡的下场。对此,谢觉哉于1938年2月明确指出:‘阿拉善、额济纳、宁马、青马动摇是无疑的,但如陕甘方面确有抗敌力量和准备,他们离心力可以减弱的。’动摇势力的降日与抗日最终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终于坚定了马家军的抗日决心。

另外,日军诱降马鸿逵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地方军阀,还在于马家军作为回族上层的政治代表,企图利用诸马导演民族分裂的丑剧。但是,日本没有想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这种民族的爱国向心力正是宁夏社会及马家军走上抗日道路的深刻内在的原因。”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势力深入绥西,日军增兵包头,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给宁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宁夏也有被日军侵占的可能,这威胁到了马鸿逵政权。因此,马鸿逵在军事上加强北部的防御力量。自1937年冬天开始,马鸿逵在石嘴山一带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浮土,作为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及重型武器通过;在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阻击来犯日军。

四、塞上抗日

1938年5月,因绥远防务空虚,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当时在绥远、包头一带抗日的中国军队有傅作义的绥远游击军和一些杂牌军队。蒋介石把甘、宁、青划为第八战区,任命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任命傅作义、马鸿逵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兼任第十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并授马鸿逵陆军上将衔。国民党中央又将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任命马鸿逵为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宾为副司令,归属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又将驻于宁夏南部的马鸿宾部三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一军,以马鸿宾为军长,其子马敦靖为参谋长。又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统一指挥绥西各部队进行抗日。当时傅作义部退守山西,绥西防务主要由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负责。蒋介石遂调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和马鸿逵的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义忠)和步兵警备第二旅(旅长马得贵),在中将旅长马光宗率领下,归马鸿宾指挥,开往绥西前线,参加抗日。马鸿宾抗日态度比较积极,他将自己的三十五师作为主力,在绥西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光宗(1903——1987),回族,号耀武,甘肃广河县三甲集镇陈家村人,回族。出自于行伍家庭,祖父曾在清末马占鳌的西军任管带;父亲曾在民国初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部下任帮办、营长等职。马光宗自幼立志于军旅。小学毕业后曾在家务农,1921年投身于青海马麒的巡防营,累升哨官、帮办、营长等职。1929年随马步青部由青海调防陕西,被编入马鸿宾师,受冯玉祥西北军节制。1931年开赴河南参加蒋、阎、冯大战。冯军失败后,随所在部队被依附于蒋介石的马鸿逵收编,即任马鸿逵十五路军特务团营长。自此以后,一直在马鸿逵部下任军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1军骑兵第2团团长。1935年参与围堵红军西进。1936年8月任第11军骑兵第1旅少将旅长,1937年11月任第17集团军骑兵指挥官兼骑兵第1旅旅长。1938年5月,奉命接受马鸿宾指挥,率领马鸿逵部骑兵一旅(旅长马光宗兼)、骑兵二旅(旅长马义忠)同三十五师开赴绥远省西部的五原、临河抗日前线,统归绥西前线傅作义将军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1938年7月,马义忠率骑二旅经3小时激战,摧毁了伪军李首信、王英一部驻守在临河县察汗格尔庙的据点,受到傅作义的通令嘉奖。

1939年夏,日寇坂垣师团一部由包头出发,向绥西五原、临河一带进犯。马鸿宾指挥三十五师在乌达镇打退了日军,取得了绥西抗战的首战告捷。

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千余人从包头乘坦克、装甲车、汽车向81军35师205团、206团的五原县乌拉脑包阵地进攻。马光宗部在81军参谋长马惇靖、35师师长马腾蛟的指挥下,与敌刺刀见红。敌不支,惊慌失措地钻进装甲车和部分汽车逃回包头。35师初战告捷。

1939年12月20日,傅作义部与马鸿宾部联合攻打包头城内的日军,打死打伤日军一千余人,并夺得了大量军用物资。随后傅作义部主动撤向绥西后套,以诱敌深入,以利再战。

包头之役,日军死伤千余,城内辎重尽失。日军大为恼火,自1940年1月开始,从张家口、太原、大同等处调集了三万余军队和伪蒙军六个师,配以汽车、大炮、坦克、飞机,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大举进攻绥西地区。

面对优势日军,中国军队采取坚壁清野和运动战的策略与敌周旋。当时的部署是:马鸿宾部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在西山嘴、马七渡口阻击日军,然后转向黄河右岸,威胁敌军右侧;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及马鸿逵的骑一旅于乌布浪口、乌镇一带设置阵地,阻击敌人后转入狼山,威胁日军右侧;傅作义部三十五军集结五原西北,机动打击敌人;其他部队选择有利地形,随时扰乱疲惫敌人;各部均以宁夏为后方基地。

1940年1月30日,日军驻伪蒙的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纠集机械化第26师(中将师团长黑田重德)、骑兵集团军以及德王、李首信、王英的伪蒙军6个师,共4万多人,配有飞机、坦克、装甲车、重炮、各种毒气弹、千余辆汽车,兵分三路向绥西进攻,企图将绥西的国民党抗战部队围歼于五原县地区,气焰十分嚣张。

2月1日早晨,敌机轮番轰炸我乌镇阵地后,日寇主力第3路第26机械化师团万余人,分乘780余辆汽车、装甲车、坦克疯狂向35师205团的四意堂阵地、208团的乌布浪口阵地扑来。敌我双方激战数回合,至夜9时,我军虽伤亡惨重,但仍固守阵地。敌见久攻不下,竟向我阵地施放毒气弹。81军虽事先准备了简易的纱布包锯末的防毒气口罩,但因毒气太浓,轻者流鼻涕、淌眼泪、咳嗽,尚能勉强作战;重者则胸闷、头痛、呕吐,根本无法作战。至夜10时,马腾蛟师长令206团2营增援,但寡不敌众,208团于夜11时失守乌布浪口阵地。

次日拂晓,坚守四意堂阵地的205团与敌展开了刺刀战。官兵们的刺刀捅弯了,就抱住敌人用牙咬,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是,35师终因武器低劣和寡不敌众而全线败退。8时,敌机械化部队进至临河,与傅部35军和宁夏马光宗的骑一旅等部激战6小时后,相继占领临河、五原。

当时远在重庆开会的马鸿宾得到81军绥西败退的消息后,立即飞返当时的宁夏磴口县,组织抢救伤员,重整部队两个团,令35师104旅旅长马培清重返绥西前线,继续在傅作义将军指挥下,收复失地。

3月20日夜12时,傅作义将军率35军及宁夏35师等部向日军反攻。双方激战两天,我军终于收复临河、五原,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水川及其日伪军数千人,从此日军再未敢进犯绥西。

据战后统计,35师原有500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千余人,伤2000人,其中冻伤者就达700多人。在后来寻找35师烈士们的遗体时发现,有的官兵虽面目全非、肢体不全,但嘴里仍死死咬着敌人血淋淋的耳朵;有的官兵虽伤痕累累,但带血的双手却紧紧抱住敌人不放,仇恨的十指深深抠进敌人的肉里,难以拉开……悲壮的场面,催人泪下。

1940年5月,当35师重返五原乌布浪口阵地时,当地百姓自发地用极其隆重的安葬仪式,重新埋葬了千余名回汉族英烈们的忠骸,并立石碑,流芳千古

傅作义率三十五军从山西省河曲移驻绥西陕坝。马鸿逵惟恐日军占领河套后继续进攻宁夏,危及到他本身的利益,就不顾三十五军的处境危险,命令骑兵第二旅沿西山向石嘴山撤退;警备第二旅沿黄河向南撤退。一直撤至磴口、三盛公一带,随后又撤到了石嘴山。

马鸿逵部撤回后,马鸿宾部继续与日军作战,一直到1942年春,奉命从伊克昭盟撤回宁夏中宁及固原地区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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