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明君的尊贤重才思想——剖析幼学琼林

2012/09/1314:30:33 发表评论 2,275

大凡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代的魏国虽幅员不大,但众诸侯国为什么很多年不敢兴兵谋魏?因魏国有信陵君(即魏无忌)。众诸侯为什么会忌惮信陵君?因为他手下有三千多像侯嬴那样的人。像侯嬴那样的人为什么会归附信陵君?因他有虚左以待、礼贤下士、敬重人才的精神。

他这种精神,真如孟子所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于是,信陵君魏无忌便成为历史上一个礼贤下士,重用贤才而为天下人所欣赏和赞美的人,亦成为后世从政者踵武效法之典范。

在《幼学琼林》中,亦有不少这类尊贤重才之范例。如: 

一、尊贤重才思想之认识

㈠「宰相必用读书人,舍窦可象谁当鼎轴。」——(文臣)

㈡「大臣有补天浴日之功。」——(文臣)

㈢「君侧元臣,若作酒醴之麹蘖;朝中冢宰,若作和羹之盐梅。」——(饮食)

㈣「以圣贤为拄杖,却优于九节苍藤。」——(器用)

㈤「贤乃国家之宝;儒为席上之珍。」——(珍宝)

㈥「王者聘贤,束帛加璧。」——(珍宝)

㈦「周公握发而待士」——(朋友宾主)

㈧「留位待贤,谓之虚左。」——(人事)

㈨「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卵弃干城之将;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弃连抱之材。」——(武职)

以上这数则例证,皆反映了古代明君王对大臣宰相和儒者贤人的高度器重,而且这一器重甚至是高于一切的及无上的。之所以明君如此看重他们及如此受到重用,其最主要者,即在于明君深刻感悟和体认到他们对于辅佐朝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

对此,一些明君的内心思考与认识究系如何?现在,我就分别简析一下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看法:

从第一例证「宰相必用读书人」来看,当时的宋太祖认为宰相一定要用如窦可象一样的人,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能担当得起鼎鼐之职。

上引第二则,第三则,第四则,及第五各则,胥以贴切生动的比拟之手法,表明大臣宰相对安邦治国,定鼎大业的巨大贡献。如第二则说,大臣的作用及贡献之大,犹如「补天浴日」。

第三则说法,一如《尚书·说命下》所言:「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说,酿酒岂能不用曲蘖矣,调和羹汤又岂能不用盐醋哉!而君主身边的大臣及朝廷里的宰相,对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所起的作用,亦真是莫不如此。

第四则喻指,若是明君任用圣人贤者来辅佐朝政,其效能就比用九节苍藤做的拄杖还要稳健得力。而《新语·辅政》所谓的「高而不坠,危而不仆」一语,便道出了这其中的真正宏旨所在。

第五则指出,贤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读书的人就像宴席上的珍馐,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等待人来聘用。对此,在《汉诰纂疏》及《家语·儒行解》中亦有记载:

㈠「秦欲伐楚,使人观楚之宝器,奚恤谓使者曰:‘客欲观楚之宝器乎?楚之所宝,即贤人也,惟大国之所观。’」

㈡「(鲁)哀公曰:‘敢问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其中第一记载旨在说明,所以大国者,因敬重人才,礼贤下士而致也。

第六则指出,国王聘请有贤才的人,先要捆束币帛,还须加上一块好璧玉。案《汉书·武帝纪》:「(汉武帝)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可见,这是汉朝的古礼。

然则,若果我们把上录第二、三、四、五则所指的情况,看作一种明君对尊贤重才仅是在思想上的认识,而第六则所指情况则完全是在物质上对尊贤重才的一种具体表示,即贤明君王为了招贤纳士,对辅佐君王之重臣,将会不惜重金礼遇,极尽供奉优渥之能事。

第七、八两则例证,分别讲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两个求贤若渴的典故,即「握发吐哺」与「虚左以待」。对此,我们看《韩诗外传》及《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对二者又是如何记述的:

㈠「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㈡「公子为人仁而下士,……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

所谓「虚左」者,即指古时以左为尊,以左位为上位。后人便把预留左边的位置等待贤人来任职称之为「虚左」。

史书中的这两段文字,不但详尽描述了他们渴求俊才而非傲贤慢士,访贤纳良亦非为渊驱鱼的真诚心情,而且更生动记叙了他们所付诸的非凡苦力与心血的真实历史故事。

第九则例证,这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这句话,则是将尊贤重才的思想,更是推广至一般的用人原则之上。所谓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及不以一眚掩大德者,亦显系对「求士莫求全,用人如用木」而言。

贤明君王正是由于此一完全出自主观的真切体认与感受,便孕育了他们非重用贤能人士不可的决心、勇气与魄力。于是,中国古代贤明君王尊贤重才的思想便由此为滥觞,亦由此为发轫,竟将这一思想贯彻践行于他们治国安邦的政治大业之中,使知与行得到统一。于兹,特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二、尊贤重才思想之践行

㈠「释旄结袜,万年钦西伯之尊贤。」——(朝廷)

㈡「韦绶寝覆缬袍,荣施若此。」——(衣服)

㈢「晋君不忍浣征袍,留彼嵇侍中之血。」——(衣服)

㈣「凌烟阁,功臣列像。」——(宫室)

㈤「李太白卧七宝床中。」——(器用)

㈥「上公应宠命,已知高坐肩舆。」——(器用)

㈦「铸范蠡之像以金,尊贤乃尔。」——(珍宝)

㈧「宁戚遇齐桓,扣角而取卿相之荣。」——(鸟兽)

以上这八则例证所反映者,均系以他们所付诸的真正而最实际的具体做法,来践行其这一思想,兹逐一解述各则:

第一则指出,这就是周文王为敬重下属,既不肯轻易使人,且不让下属击袜带的事。对此,于《韩非子》中如是记载:「文王伐崇,袜击解自结之。太公曰:‘何为也?’文王曰:‘先君之臣,无可使者。’」

第二则指出,唐代韦绶在翰林院睡觉,德宗见了,不但没有命人把他叫醒,还怕冻着他,反而亲自为他盖上袍子。在《新唐书·韦绶传》里亦有著录:「德宗时以左补阙为翰林学士。帝尝幸其院,韦妃从。会绶方寝,学士郑絪欲弛告之,帝不许。时大寒,以妃蜀缬袍覆之而去。」

第三则指出,晋惠帝不忍心洗战袍,他想留下嵇侍中的血作纪念。《晋书·忠义传》说:「嵇绍字延祖,为侍中。绍以天子蒙尘,承诏驰诣行在所。值王师败溃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第四则指出,唐太宗建凌烟阁,用来陈列功臣的画像。

第五则指出,李太白被唐明皇宠爱,命人用七种宝物嵌在床上,叫他睡卧,这是何等的尊崇与厚待。李阳冰《李白集序》一文曾这样描述:「天宝中,名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潜草制诰。」

第六则指出,魏朝有个钟繇,他做上公的时候,因身患疾病,而膺受皇上宠命,居然坐在肩舆里入朝。《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载:「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第七则指出,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辞官退隐五湖,越王怀念他,便用黄金铸成范蠡的遗像,早晚膜拜,这是他尊重贤才的缘故。按《吴越春秋》:「越既破吴,范蠡遂泛舟游于五湖,莫知所终。勾践思之,以黄金铸像而朝礼之。」所谓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者,固属此一情愫。

第八则指出,春秋时齐国人宁戚,年轻时家贫,一次他在放牛时偶遇齐桓公,便拍着牛角高声唱歌,抒发心中不平,但齐桓公从歌中听出他的才华,便拜他为上卿。据《淮南子·主术训》:「宁戚高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

这就是古代明君对尊贤重才思想的实际践行。然而,对于尊贤重才的实际践行,在历史上更有一种楷模般的典范:

三、尊贤重才思想之典范

㈠「渭川跃鲤,子牙钓乾坤八百之秋。」——(老幼寿诞)

㈡「孔明有王佐之才,尝隐草庐之中,先主慕其令名,乃三顾其庐。」——(文臣)

㈢「赐宴月池之上,翼赞堪夸。」——(师生)

㈣「琼林赐宴,宋太宗之伊始。」——(科第)

第一、二两则,分别在讲述有关姜子牙与诸葛亮的典故。前则表明当时已有八十高龄的姜子牙在渭水河边钓鱼,周文王访贤并与之相遇,而拜他为宰相,遂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江山基础。后者表明了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略,尝隐逸于草庐,蜀先主刘备仰慕其令名,曾三次下顾他的草庐,竭诚拜谒延揽。

历史上的姜子牙与诸葛亮,都一直怀才不遇,深有不遇贤主不出山的超然睿智。他们虽不求闻达,但藏器待时。可是,周文王与刘备也从社稷利益出发,尊贤重才,访贤纳良。这正是明君贤臣相遇,云龙风虎,左辅右弼。

然而,当他们被得到重用后,作为周朝与蜀国的社稷之臣,他们各为其主,辅佐朝政,诚实厚道,忠心耿耿;于民润国,鞠躬尽瘁。胥以汗马之劳为两国的治乱存亡作乾坤再造,真不世之功也。

所以今天看来,周文王和刘备于当时所表现的求贤之真诚,与姜子牙和诸葛亮于当时所建树的不朽之功勋,这何尝不是人世上尊贤重才与鞠躬尽瘁的楷模及典范呢?

第三、四两则,在说唐太宗与宋太宗的事情。前者表征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曾在月池设宴款待他的老师。后者表征在皇家园林琼林苑赐宴庆贺新考中的进士,这是从宋太宗才开始有的。

东汉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说:「能说一经者为儒」。而从唐太宗的「赐宴月池」与「梨园子弟」,至宋太宗的「琼林赐宴」与「开卷有益」两项事实来看,他们两人对人才的重视,及对儒家文化的揄扬是颇值得让人钦佩的。

由此上述种种以观,就会不难得出一个较为圆满的结论,即「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这就是中国古代贤明君王真正的尊贤重才思想。

再看当今之世界社会,一面已迈进到空前而又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大发展时代,而另一面亦已进入了迄今最为激烈的全世界范围的大竞争时代。纵令过去人们以为世界命运决定于力量,可是现在才认识到智慧比力量更重要。

所以,人才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与世界兴衰之大事。那么时至今日,若再回头追溯世界各古代国家尊贤重才思想的先进之道,以观当今世界诸国的人事制度将该如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须要转述原「美国人造卫星之父」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博士过去在其一次演讲中的概要说法:「我们必须多多鼓励心理上的叛徒——具有大胆而危险的新思想的人」。

其主要意思,就是不仅要重视科学及一切有头脑有思想的人,而且要一反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轻视,而优厚其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而最重要的,还要有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使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们,得能摆脱一切传统上和心理上的压迫,充分发挥其想象,为这个世界提供出我们今日所不知道的创造性发展。尤其所谓鼓励具有大胆而危险的新思想的人一点,我们深深觉得这对今日这个世界更是一付对症良药。

大家不妨试想一下,布劳恩博士的这一演讲,至今虽已有五十一年零七个月之久的岁月,但是他所阐释的最有震撼性的科学、人才及人事制度方面的旨意与主张,何尝不是一个惊人的前瞻?又何尝不是一个超时空的前瞻?

他的这一观点及所内涵的思想,不要说今天仍未过时,就是将来数十年亦毫无过时的感觉,而对整个世界仍居于极强的前导地位,继续将指引着人类社会的未来。

所以,世界各国要想在科学技术、人才发展及人事制度上有所重大改革与突破,除了借镜古代各国家于尊贤重才等人事上的进步做法外,亦就非对布劳恩博士一如上述所说的发人深省的话作一番深思不可。

2010年1月6日于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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